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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病床前的心脏监护器上的显示波慢慢的变成为一条直线，田普悲痛欲绝，趴在的躯体上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礼堂里，悲怆的哀乐缓缓响起，刺目的黑幡白幛和重重叠叠的花圈海洋，寄托着将军的亲属、生前好友、上级和部属们对将军的沉痛哀思。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饱受病痛折磨的将军，即使在临终前一刻，也依然维护着自己“赳赳虎将”、“铁甲将军”的形象。
1985年10月22日下午三时许，司令部办公室值班室的电话骤然响起，具体负责医疗保健工作的总医院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政报告：同志经全力抢救无效，在军区总医院逝世。
值班员立即拿起电话，请“一号台”总机迅速接通军区首长秘书和退居二三线的军区老首长。
的病床前，除了忙碌的医护人员外，还有他的夫人田普和军方领导：中顾委委员、原司令员聂凤智，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傅奎清，副司令员郭涛、王成斌、唐述棣，副政治委员史玉孝，参谋长刘伦贤，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后勤部长陈辉等。
出于对老司令员的感情，著名医学专家黎介寿教授指挥抢救人员接着来进行人工呼吸和药品注射。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心脏监护仪显示的心脏又有了波动，医护人员奇迹般地用一片赤诚把从死神手中又招回到人间，使在南京的亲朋好友以及老部下与见了生前的最后一面。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心脏监护仪上的显示波停止了跳动，病床上躺着的就这样走完了八十个春秋的生命之旅，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8月5日，会议安排与会各位委员乘船游海。兴致特别高，平时不大爱照相的，一会儿跟这个照张像，一会儿跟那个合个影。
聂凤智夫人何鸣心里掠过一丝沉重：前不久，有一位平日并不热衷照相的老首长，病逝前一反常态，就很喜欢照相。
8月5日晚，一个长途电话，从南京直挂青岛。电话报告了专家对病情的会诊结论。
“经研究认为，有肝硬化病变，又有临床症状，胎甲球明显增高，高度怀疑肝癌，或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癌变。”
当聂凤智从床上爬起来，接过电话记录时，他怔住了。从头至尾，他连看几遍，似乎看不明白，直到一字一句读出声来。
然而，总医院专家们提出的结论性意见，却是再明白不过的了。聂凤智无话可说，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沉默了许久许久，方才握着颤动的笔，艰难地在电话记录上签了一个非常不情愿的歪歪斜斜的“聂”字。
1985年春节前后，的身体逐渐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经过身边人的再三劝说，他终于同意去医院做全面检查。
检查的结果很令人难过，的肝上有很大的问题。往后的日子里他必须按时复查，严密观察病情变化。
的病情被确诊后，只有他本人还不知道。工作人员在青岛婉转地劝他到北京看病，并做好了安排，他不去。回到南京劝住军区总医院治疗，他也坚决不去，坚持住在中山陵八号。
1985年9月30日，病情进一步加重。当晚十时，在昏睡中被送上救护车，离开中山陵八号，被紧急送往总医院。
住院之后，的病情急转直下。他全身浮肿，成天嗜睡，烦躁不安。临床检査和观察证实，他的各种重要器官均出现功能衰竭的迹象。
在被送往总医院之前，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委纪委书记郭林祥，代表总政治部其他领导同志专程赶到南京来看望。郭林祥在担任过政治委员，非常尊重这位的老司令员。他来看望时精神还好，看到他很高兴。两个人亲切地交谈了很长时间。
专程到南京看望的，还有郝建秀、王平、、洪学智、张震等领导同志。
国庆节前夕，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在向守志、傅奎清、韩培信、顾秀莲的陪同下，大步进入病房，走近的病房边，大声地向致以问候。
告诉，他是受了委托，代表党中央、的各位领导同志来看望的。
终于费力地睁开眼睛，他认出了，头微微动了一下算是点头招呼。他说话了，这是他病危后说得最响亮的一句话，尽管不太清楚，有点含糊。然而听懂了，在场的人也听懂了。
当年顶天立地的将军自认要完蛋了。他躺在总医院急救室的病床上，面色灰暗，满脸胡须，头发散乱，两颊深陷。一双眼睛发着炽热的光。
在不同的场合，会见不同的对象，多次谈起自己的身体，他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当他一遍又一遍地近乎炫耀自己的健康情况时，从他那灼灼逼人的目光和充满自信的口吻里，使人根本没办法怀疑他那超强的体魄和他那不同寻常的武林功夫锤炼出来的肌体会有疾患。
然而，一声“我完蛋了！”是所有幻觉都消逝之后，将军说出的最惊心动魄、最悲痛欲绝和最撕心裂肺的总结！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的疼痛，残酷地折磨着。那些、镇痛药，因为吃的太多，的身体已经有了抗药性，不顶用了。就这样，咬着牙扛着、忍着，哪怕再疼，他也不想让身边人看到自己的那副样子。
有一次，说是上卫生间，眼看他进去好久就是不出来，护士担心只好进去查看，谁知一进去就看到在拿头撞墙。
后来，医院采取了防范措施，拿走了一切与治疗无关的坚硬、锋利的器物，严加看护和控制绳、带状物件，治疗救护器械逐件登记、清点，严格交接班手续，麻醉、剧毒药品另行妥善保管。
清醒时的会强打起精神，集聚自己的意志力，勉强作出轻松的样子，试图不让别人察觉他正在遭受病痛折磨的痛苦。但他已经被癌症打倒了。
清楚，属于自身个人支配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或者说已无了。他再也无力支配自己，而他生性又不喜欢受人支配，哪怕是延续和挽救他生命的医生。
以前，他曾去医院看望过不少身患绝症的战友和部下，病危者身上盖着雪白的床单，鼻孔、嘴巴、身上插满橡皮管，或，或昏睡，打针，输液，输氧，大小便失禁，因病魔摧残而变得几乎变形的脸，就像一架毫无知觉的机器，不，连机器都不如。感到难受和痛惜，甚至还有点困惑不解：人活着为什么还要自找这份洋罪？
他要用“完蛋得痛快一些”的方式，来强烈表达出尽快结束自己的不可逆转的生命的愿望和决心！
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是全国上下公认的一员赳赳虎将。连当年战场上的对手，军队中也有人叹服称赞。
在生命的最后篇章，要维护的还是自己“赳赳虎将”、“铁甲将军”的形象。
将军的葬礼充满了“神线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将军的遗体告别仪式在礼堂隆重举行。
将军的遗容十分安详。这是一张褐色的结实的脸。两腮鼓起，眉毛短而黑，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如同雄狮的相貌。平时说话时常露出三颗可以咬扁弹壳的门牙的厚嘴唇此刻永远地抿紧了。
将军累了，他不可能再挥舞着那把系着红布条的大刀冲杀在枪林弹雨中了，他不可能再骑着那匹枣红色的战马指挥他的将士们冲锋陷阵了。将军将他的一生，凝固在他夺目的荣誉中，凝固在他独特的英雄史中，凝固在他世人难以仿效的朴实中。
当一颗陨落的星将划破夜空的宁静，猝然落向无边无际的宇宙深处时，它不可能是无声无息的。
1945年9月9日上午，接受日本侵略军投降的签字和受降仪式就在这座大礼堂举行。
解放后，这座礼堂又相继成为军事学院和的机关礼堂，共和国的缔造者、、朱德、、陈毅、等都在这里登台讲过话，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场面。自然，将军洪亮的声音更是常常回荡在这座赫赫有名的礼堂中。然而今天，将军洪亮的声音不可能再在这里回响，取代他声音的是揪人心肺的滚滚哀乐，是黑幡，白幛，松柏和鲜花。
有个惯例，也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军区副职以上的首长逝世，向其遗体告别的仪式安排在华山饭店十六号楼二楼西侧大会议室，其他首长如级别不够，则安排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吊唁大厅。
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席的，其级别更高，告别仪式原先准备也放在华山饭店，治丧办公室领导最后决定放在军区机关大礼堂举行。
为了安排将军的遗体告别仪式，需要拆除礼堂楼下中间区域的座椅。这件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程。因为礼堂大厅的座椅全部用螺栓和螺帽固定在水泥地坪上，大部分已经锈死，根本没办法拆卸。于是紧急调集军区司令部警卫营、工程队、通信站女兵连、前线话剧团等多路人马，将礼堂大厅的坐椅全部如期“搬了家”，清理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空旷平整的礼堂大厅。
被布置成吊唁大厅的大礼堂门外，高悬着一条黑底白字的“同志永垂不朽”的挽幛。庄严肃穆的吊唁大厅里，大厅前侧中央黑幛低垂，悬挂将军的大幅遗像，下方有四位手持钢枪的士兵守灵。
遗像选用的是一幅佩戴红五星、红领章的黑白照。照片是从司令员职位上退下来并任常委时，在南京中山陵八号拍摄的。
将军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党旗，安卧在翠绿的松柏和芬芳的鲜花丛中，一束柔和的红光照在他脸上。
夫人田普和子女敬献的绢制花圈放在遗体的脚前，挽联上联写着：亲密的战友敬爱的父亲慈祥的爷爷，安息吧。
下午三时整，军乐队奏响了悲怆的哀乐。专程从北京赶来的、、王平、、陈锡联、彭冲、洪学智、杨成武、陈再道、吕正操等领导同志缓步走进吊唁大厅，向将军作最后的告别，向田普及其子女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中顾委委员、原司令员聂凤智缓步走进吊唁大厅后，默默地向他的老首长和老战友鞠躬致哀，默默地端详着将军的遗容，最后他走到田普和孩子们面前，逐一默默地和他们握手欲说什么，却因极度悲痛而说不出一句话来。
几乎是在向遗体告别仪式开始的同时，吊唁大厅内刚响起哀乐，真是想都想不到的事，蓝天白云，一片阳光灿烂的南京上空突然炸响了惊雷，接着是大片大片的阴影席卷而过，紧接着又是雷吼、闪电，挟着一阵又一阵裹着树叶在空中乱舞的狂风，顷刻间大雨如注，其声势之猛，声势之悲壮为南京历史所罕见。
然而，下午五点，当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时，这场突然降临的暴风雨骤然停息。厚重的乌云退却了，南京城头又是朗朗晴空。这简直有点神话的味道。然而这确确实实不是神话。
但是，对一般人来说，最关心的或者说最有兴趣的，还是能否棺葬的问题。
以党委的名义向党中央和发了请示电报，这中间还包括将军遗体运回故乡棺葬的内容。
党中央的决定和的指示有异同之处，但是重要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没有涉及火化或者棺葬的问题。
将军曾任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身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中。党的十二大以后，他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仍然享受政治局委员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吊唁大厅里，最壮观的一景，莫过于高低相间重重叠叠的花圈，让人感到置身于花圈的海洋，置身于哀思奔流的海洋。
、、、、陈云、彭真、、、、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政协全国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国人民三总部，各大军区、军兵种等领导机关;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以及家乡新县的领导机关。
以个人名义送花圈的还有：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第二书记、常务书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同志的生前好友。
将军的生前好友之多，谁也无法弄清楚。在他逝世后，治丧办公室领导指派有关部门整理生前好友名单，只是稍稍简单凑了一下，就列出八百三十七人。人实在太多了，只得再重新细细排列，仅限于军内外省军级干部、至亲友好和身边工作人员。
又一番排列之后，再请聂凤智、田普审阅，生前好友的正式人数确定为七百三十八人。就这样，后来还引来不少人埋怨。
尽管花圈如海，总得想办法摆进大厅。工作人员采取的办法是，除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每人单独送一个花圈外，其他人无论职位高低，都采用合送花圈的办法。
此外，又采取往墙壁上悬挂，加长花圈撑杆的办法，形成了从低至高，交错相叠，直至礼堂墙壁最高处的花圈之“墙”。
一番煞费苦心、绞尽脑汁的布置后，竟连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傅奎清送的花圈，也还是进不了大厅，只好偏居一隅，摆放在礼堂的门厅里，那里好歹引人瞩目些。
吿别仪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似潮的人流一阵又一阵地走进吊唁大厅，又一拨接一拨地红着眼圈、提着泪湿的手绢退出吊唁大厅，远超于了中央所限定的三千人的规定。
在的“世界”中，浓浓地聚集着纯粹东方式和民族式的将军色彩和精神内涵。能这样说，像这样的将军，以后都可能不会再出现了。
